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我国共销售挖掘机126875台，同比增长24.7%；各类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无论是国内销量，还是国际出口量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不仅如此，新能源工程机械销量也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以电动装载机为例，1至5月份累计销售20819台，同比增长90.9%；出口量1232台，同比增长208%。

国台办发言人张晗表示，对于美国加征关税，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表达抗议，反而夸耀是所谓“不错的成绩”，真是仰人鼻息、厚颜无耻。事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民进党当局妄图“倚外谋独”没有出路，妄想靠献祭台湾产业根基和民众生计来讨外人欢心，打错算盘、必遭反噬。(中新网“燕新台”工作室)

从历史价值角度看，该画较早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唐代以前的绘画作品大多是描绘历史人物、宗教人物、民间传说，如《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随着社会发展，从唐代开始，画家慢慢将笔触指向现实生活中的人物，《簪花仕女图》卷便被认定为描绘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即唐代贵族女性的日常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该画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映，可见唐代的社会政治比较开明，女性地位有所提升，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被画家纳入绘画题材中。

董宝厚：书画的流传情况一般通过题跋、鉴藏印、著录等得以了解，《簪花仕女图》卷无款识、题跋、观款，在画心左下角，钤盖着“绍兴”纪年连珠印，证明此画曾入藏南宋高宗赵构内府。画后有贾似道的“悦生”葫芦印，证明其曾为南宋晚期权相、书画收藏家贾似道(号悦生)所有。但此画卷北宋以前的收藏情况不明，元明之间收藏情况也没有记录，无法考证。从画上的鉴藏印记来看，清初先后为收藏家梁清标、安岐收藏，乾隆年间收入清内府。后被末代皇帝溥仪以赏溥杰为名，连同其他一些书画经天津运往长春伪宫。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这批书画被人民军队截获，归东北博物馆即今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光彩的正确路径。从国宝级文物《簪花仕女图》卷上，看到了雍容华贵的女性形象，形象背后则是盛世大唐的自信。此前该画被搬上舞台，演员演绎着绘画的同时，也像一扇窗，为观众提供了对大唐的想象空间，使人感受盛世大唐的万丈豪情。以古喻今，人们可更好了解文化的传承及文物背后的故事。

入馆后，先后策划《大匠之门》《神骏留真》《怀袖丹青》《满庭芳华》《“又见大唐”精品文物展》《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等二十余个展览，《山高水长》展入选2020年度“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重点推介项目，并荣获“第十八届(202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为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持续深化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覆盖面广、流动性强、贴近民生、深入街巷的独特优势，延伸治安防控触角，近日，博州边境管理支队柯依塔什边境派出所主动联动辖区外卖企业召开警企共建座谈会，正式搭建警企联动、骑手参与、全民共治的群防群治新模式，让外卖骑手变身辖区平安“移动网格员”“流动探头”，为基层治理注入鲜活新动能。

杨女士的母亲住在乡下，其广东电信宽带账户原本每月扣费159元，但从今年2月起，扣费突然变得毫无规律——有时多扣几十元，有时多扣100多元。后经杨女士核实，在此之前，她的母亲在电信工作人员以“回馈老用户”“不收取任何费用”的说辞下，领取了一款市场价几百元的某品牌低端智能机。“打电话问客服扣款情况，一会儿说是系统故障，一会儿又说是我母亲自己要领手机，就必须额外付费。”

消费者反映，连年轻人都分不清代理商和运营商的区别，留守老人更没有相关辨识能力，这也是导致部分留守老人被“坑”的重要原因。“营销人员在推销时往往是有‘话术’的。”罗胜道告诉半月谈记者，当老人听到“免费体验”“升级不涨价”“回馈老用户”等话术时，就容易放松警惕，并在“一问一答”间完成了所谓的“程序确认”。

——堵住监管漏洞，让违规者付出“疼”的代价。“约谈、整改、退费，对运营商而言不痛不痒。”受访专家认为，应将针对老年用户的欺诈性营销列为从重处罚情节，严格执行“退一赔三”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多次违规的企业和责任人实行行业禁入，“只有让违规者真正‘肉疼’，才能形成有效震慑”。陈音江、广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欧卫安等专家建议，压实运营商的主体责任，对旗下授权代理商、基层网点的营销行为建立常态化抽查倒查机制，针对老年用户开通不菲套餐、增值业务的情况严格落实二次回访确认制度，从业务办理端口堵住违规漏洞。

——强化技术防线，为老年用户装上“安全阀”。广东东莞市律师协会副监事长吕新建建议，对60岁以上用户办理新套餐或增值业务强制加入“冷静期”和人工二次确认环节，禁止仅凭短信或点击即完成业务开通；开放“消费限额”功能，允许老年用户或家属自主设置月度话费上限，超限自动断网；实行“大字版账单”强制推送，重点标红费用变动项。

——引导支持消费者敢于维权、善于维权。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力维表示，基层乡村组织应多面向农村老人开展宣传，帮助提升识别陷阱的能力。北京市东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邓永提醒，消费者一旦发现违规扣费，应第一时间保存通话记录、短信截图、扣费明细等证据，向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12315消费者维权热线投诉举报。

首先，制度前提和正当性基础不同。美国辩诉交易建立在对抗制诉讼、陪审团审判成本极高、案件严重积压的现实之上，本质是“利益交换”，法官通常只进行形式审查。而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必须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为前提，绝不允许以认罪认罚来换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案件的顺利处理。它的正当性，建立在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双重基础之上，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度化、法治化。

当前，轻罪案件占比超80%，此类案件行为人主观恶性小、社会危害性低，若一律起诉判刑，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会给当事人贴犯罪标签，引发次生矛盾。扩大起诉裁量权、完善程序出罪，并非放弃惩罚，而是通过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等方式分流案件，集中资源办理重罪，同时以赔礼道歉、退赃退赔等方式修复社会关系，避免标签效应，促进行为人回归社会。

胡铭：刑诉法修改应从五方面体现：一是扩大不起诉范围，完善酌定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条款；二是在总则中确立修复性司法原则，将被害人谅解、退赃退赔等纳入起诉裁量考量；三是完善刑事和解与程序分流衔接；四是强化起诉裁量权监督，健全听证、救济、评查制度；五是构建程序出罪与行政处罚、社区服务的衔接体系，形成梯度责任机制。

对此，刑事司法必须积极回应：第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任何剥夺、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惩戒措施，必须有法律明文规定，禁止以算法治理为名，行实质处罚之实。第二，划定算法权力边界。对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算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应纳入刑法规制视野。第三，强化程序法定。涉及重大权利处分的，应当赋予当事人陈述、申辩、申诉、司法审查的权利，杜绝“算法一言堂”。第四，推动算法透明与可解释性，防范算法歧视演变为系统性不公。

再次，必须严防技术应用导致司法责任模糊化。实践中可能出现“算法建议如此，责任不在我”的推诿心态，对此必须从制度上堵塞漏洞：一是无论是否采纳AI建议，最终办案结果均由承办检察官、法官承担司法责任，算法不替代、不减轻、不免除人的责任；二是推动算法可解释、可追溯、可监督，防止“黑箱算法”；三是建立算法偏差纠错机制，及时纠正数据偏见、规则漏洞；四是严禁以技术为名简化程序、剥夺权利，不能突破程序正义底线，不能削弱庭审实质化。